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开始反馈 共约谈、问责1918人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开始反馈 共约谈、问责1918人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开始向被督察地方反馈督察情况。截至5月10日,福建、甘肃、海南、重庆以及青海等5省(市)督察情况已经反馈给5省(市)省(市)委、省(市)政府。根据反馈情况,5省(市)已办结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举报10071件,共约谈、问责了1918人。在反馈情况时,督察组在高度肯定福建等5省(市)在生态环保方面存在突出成绩的同时,也公开了督察中发现的典型问题。去年7月,第二轮首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启动,8个督察组分别对上海、福建、海南、重庆、甘肃、青海6个省(市)和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中央企业开展督察进驻工作。据督察组介绍,截至2019年12月,督察组向福建省转办的群众举报问题已办结3071件,其中责令整改4066家;立案处罚1535家,罚款11085.6万元;立案侦查129件,拘留58人,约谈756人,问责50人。向甘肃省交办的群众举报问题已办结2081件,其中责令整改1027家;立案处罚231家,罚款1013.3万元;立案侦查11件,拘留16人,约谈272人,问责131人。向海南省交办的群众举报问题已办结1338件,其中责令整改697家;立案处罚131家,罚款2330万元;立案侦查10件,拘留18人,约谈72人,问责16人。向重庆市交办的群众举报问题已办结2529件,其中责令整改1276家;立案处罚561家,罚款2750.1万元;立案侦查4件,拘留7人,约谈327人,问责23人。向青海省交办的群众举报问题已办结1052件,其中责令整改252家;立案处罚50家,罚款658.1万元;立案侦查6件,约谈167人,问责104人。对于督察中发现的典型问题,督察组也向5省(市)省(市)委、省(市)政府进行了反馈。这些典型问题包括,为应对督察,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甚至临时将盆栽苗木摆放在应开展生态恢复的场地,把草皮直接铺设在混凝土地面上,明目张胆弄虚作假;福州市闽侯县政府对企业弄虚作假问题监管不力,闽信建材公司2018年上报已完成生物质锅炉改造并领取政府锅炉改燃补助资金,但为降低成本仍在大量使用燃煤,锅炉污染问题并未解决。督察组现场检查时,为掩盖长期烧煤事实,企业临时将生物质颗粒燃料覆盖在煤堆上,企图蒙混过关。甘肃省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认识不够到位。2018年全省有9个市州未落实国家对限制开发区域的考核要求,继续考核GDP等经济指标。同时,绿色发展约束性指标落不下去,庆阳、张掖、甘南等市州资源环境类约束性指标内容普遍缺项漏项或降低标准。海南省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明显不足,超标排放情况严重,但能力建设和日常监管均不到位;富力红树湾项目填海侵占澄迈县花场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核心区92亩问题尚未整改到位,又继续在自然保护区内填海建设。澄迈县不从加强红树林保护上下功夫,却在撤销自然保护区、减少自然保护区面积上花力气,为项目开发“量身打造”方案。重庆市潼南区引进20个规划明令禁止工业项目;为应付督察,巴南区水利局编造虚假文件;长江岸线部分地方违规建设港口码头等。青海省一些地方和部门法治意识淡薄。其中,果洛州玛沁县格曲河防洪治理工程以疏浚河道之名行非法采砂之实,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此熟视无睹;玛沁县林草局建设苗圃基地时不仅违法侵占格曲河道,还侵占牧民草场,群众反映强烈;达日县吉迈镇满恰沟采砂场擅自占用天然草场110余亩,违法侵占吉迈河道,生态破坏严重,环境影响突出。就督察中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督察组分别向福建等5省(市)进行了移交。

解读足协新政|外援降薪了,中国足球才有底气重塑财务体系

解读足协新政|外援降薪了,中国足球才有底气重塑财务体系
“我们将重新塑造财务体系,不挤掉泡沫,中国足球没有未来。”7日晚,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接受央视《新闻1+1》栏目采访时,抛出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对于外界一直关注的中国足球减薪问题,陈戌源在节目尾声用加重的语气强调,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挤掉联赛的泡沫。足协此前发布公告,表示降薪成为联赛共识。赛程减少,减薪有理受到疫情影响,减薪成为世界足坛共同面临的问题。欧洲主流联赛俱乐部基本上都和球员达成了协议,国际足联也出台了相关指导性文件。中超联赛虽然尚未开打,但中国足协也一直推进减薪相关事宜。4月9日,足协在上海召开中超俱乐部总经理视频会议,之后足协也下发了相关文件,倡导球员从3月起在联赛停摆期间进行减薪。当时业内人士就做了一番统计,如果联赛7月恢复,那么在3、4、5、6这四个月停摆期,如果球员减薪30%,实际上折算到年薪等于整体减薪10%,这样的幅度并不算太大。即便如此,对于中国足协积极倡导的减薪,业界也有一定的疑问——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最终2020赛季按原计划进行完毕,似乎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进行减薪。毕竟如果之后赛程非常密集,反而会增加球员潜在受伤风险。陈戌源在接受白岩松采访时其实解答了外界的疑问:如果按照全新6月底联赛开始,采用常规赛加淘汰赛的模式,最终全年联赛场次差不多为20场左右,比之前30场下降了10场——比赛少了三分之一,这也为减薪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在中超,大牌入籍国脚和外援的工资才是最大问题。降薪幅度30%-50%,内外援一视同仁据《北京青年报》报道,4月下旬,中国足协曾就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球员与教练员疫情期间薪酬调整(适当减薪)一事向俱乐部发去指导意见草案,随后分别上报国际足联及有关部门审批。相关工作已于近期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足协有望于本周正式推出有关三级俱乐部减薪倡议书。这意味着,此前草案中有关“球员、教练员减薪不低于30%”的核心倡议内容将被保留。足协相关人士重申,“中国足协对于俱乐部球员、教练员“减薪”的态度始终是倡导,而不是强制推行。”陈戌源在接受采访时也确认,中超停摆期间降薪幅度为30%-50%,希望球员正确对待,不能只有当下不想到未来,“球员响应限薪既有利于俱乐部的发展,也有利于自身未来的发展,我们不能只考虑当下,不考虑未来。”那么,占据俱乐部工资绝大部分比例的外援薪水是否也会相应减少,陈戌源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外援也一样,我们和国际足联做了非常多的沟通,如果国内球员国外球员区别对待,那不公平,国际足联认为合理降薪是符合预期的。若外援不同意降薪打官司到国际足联,国际足联会支持我们。”这段时间,澎湃新闻记者也和圈内很多俱乐部的相关人士进行了沟通,目前中超联赛中,的确有俱乐部盼望减薪政策的出台,因为连续的高投入已经成为俱乐部的负担。哪怕没有疫情,俱乐部也会在未来几年时间中逐渐缩小投入规模。也有一部分的俱乐部认为,按照目前的减薪幅度,球队全年可以缩减10%的薪水开支,但这部分薪水,对于俱乐部的整体开支来说,所占的比例就不大了,因此俱乐部对于减薪还处在观望的态度。毕竟,俱乐部也不想因为减薪,影响了球队整体战斗力。还有一家财务和薪水发放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的俱乐部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疫情对于该俱乐部母公司影响也不算很大,但俱乐部认为在这段特殊时期,无论是球员还是俱乐部,都应该展现出和母公司共度时难的态度。对于俱乐部的想法,绝大多数球员也表示支持,愿意减薪。广州恒大俱乐部最新财报显示,球队的支出达到29亿元。未来,重点关注财务健康其实抛开这次因为疫情的减薪,中国足协这几年一直在积极推行俱乐部降低开销以达到可持续发展。2018赛季结束后的上海联赛总结会议上,足协下达了未来三个赛季的财务新政制度。简单来说,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降低开销,2019赛季上限为12亿元,2020赛季下降为11亿元。然而,由于内外援现有合同的存续,俱乐部想要降低开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恒大和上港两家豪门球队为例,在最近一期公布的财报中,恒大的支出达到29亿元,上港则为20亿元左右,这远远高于足协规定的标准。其他球队虽未有披露财报的义务,但业内人士其实都明白,超支开销的俱乐部至少达到了半数以上。这样的情况,还是发生在中国足协已经制定相关新政的背景下,这也让这一届足协领导班子,更加意识到俱乐部财务健康的必要性。因此,当节目最后陈戌源被问及是否还会继续此前一直推行的限薪令时,这位上任还不到一年的足协主席明显加重了语气。“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挤掉联赛的泡沫。”陈戌源强调,“我们将重新塑造财务体系,不挤掉泡沫,中国足球没有未来。”

消费是经济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信消费的力量

消费是经济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信消费的力量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今天,当我们结束了“宅”的战斗状态,推开家门,享受阳光,接续往日的繁华,“消费”是必要的“装备”。为唤醒“消费休眠”,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居民消费,政府和商家都“操碎了不少心”。消费券、消费补贴、折扣券层出不穷;新晋“带货达人”、各种“云消费”令人眼花缭乱。重启我们的生活,消费真会是那个“支点”吗?不妨让我们来看看几个数字:57.8%。这是2019年消费对GDP贡献,消费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1万美元。这是2019年中国人均GDP迈上的新台阶。与此齐头并进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3万元。2684亿元。这是2019年天猫“双十一”交易额。美国《福布斯》网站评价说,“双十一”的火爆意味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有动力而且可持续。1.35万亿元。这是2019年上海“社零”总额。上海已连续三年稳居全国城市首位。10万亿元。这是2019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06324亿元,比上年增长16.5%。数据是最好的注解,其中浓缩着中国商业的颠覆式变革,蕴藏着消费升级的巨大能量,预示着新消费时代的到来。如果说,数据还显得抽象的话,那么留意我们身边的微观感受,生活中多的是“消费”的亮点:开市客在上海开业首日客流“爆棚”凸显消费者的“抢购热情”,“剁手党”的勤奋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网购奇迹,拼多多、叮咚买菜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云商城、云商街、云商圈让心动化为现实消费,扑面而来的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见证消费升级……然而,一场疫情改变许多人的消费习惯,削减消费信心。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一季度,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8.07万亿元,同比多增1.76万亿元;住户存款增加6.47万亿元,同比多增4012亿元。相当于一季度每天增加700亿元存款。有人戏称,“报复性消费”没有出现,“报复性存钱”倒是出现了。对此,不禁使人忧心忡忡地想到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节约悖论”。对整个社会来说,节约意味着减少支出,迫使厂商削减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减少了收入,最终减少储蓄,阻碍经济发展、就业增加。当下,积极克服疫情影响、稳定经济发展、提振市场信心,促进消费无疑是场“重头戏”。消费有个作用被称为“是生产的动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发展。一个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出现和成长。此次疫情,线下消费萎靡的同时,在线生鲜、在线教育等在线新经济行业就迎来了发展窗口期。于每个人而言,消费虽然是个人行为,但绝非与社会无关。健康、合理、文明的消费,既关系到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又关系到产品的开发、市场的繁荣、经济的发展。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把人气聚起来,把商气汇起来,把消费提振起来,“五五购物节”,这个上海首创的全新大规模消费节庆活动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消费旺不旺?“五一”连着购物节,看看花多少钱就知道了。做好攻略,“该出手时就出手”!历史的经验证明,消费是经济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消费的力量!

直播带货入列“新东北三宝”,东北振兴添抓手?

直播带货入列“新东北三宝”,东北振兴添抓手?
一场直播千万次观看、点赞,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成交,带货商品小到口红,大到重型卡车……疫情之下,凭借手机“撬动”的直播带货异军突起,赚足了人们关注的眼球,在许多商家的转型自救中一跃成为5G时代的风口行业。 直播带货的天花板已彻底被打开。业内人士认为,东北地区应抓住机会,充分发挥优势,将直播带货作为东北振兴的一个抓手用好用足。 实体店自救促使直播井喷 “小伙伴们,这是今天直播的二维码哦,12点我们直播间见。” 11点55分,在沈阳市沈河区一家外贸服装店,店主王雪在微信群里发完这段话后,把手机夹在三脚架上,又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发型,准备在网络上“开门迎客”。 从实体店铺到直播卖货,这并不是王雪的独辟蹊径。前不久记者走访东北最大的服装鞋帽等日用品批发市场——沈阳五爱市场,刚刚恢复营业的店铺客流不多,不少档口门帘紧闭,坚守的商户只好另寻出路,直播卖货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 “谁让我试白色的大萝卜裤来着?这就是。”在一家档口前,老板娘利索地换上一套衣服,踩着过道里的小板凳,对着面前补光灯架上的手机进行着直播。 “这要是以往,早上人多得站在过道上都得被撞倒。”老板宇哥无奈地说,“现在为了挣点钱,有时候从早上直播到下午两三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以来各地延迟复工,许多人居家不出,这给实体行业尤其是批发零售业带来极大冲击,而“零见面”的直播带货,一时成为许多商户的转型自救之举。 辽宁省鞍山市西柳镇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有超3000户商家每天在这里直播卖衣服,日销售额数千万元。“日销售量超1万单,日销售额数十万元。”今年29岁的西柳镇市民赵镇主营女装,拥有70余万粉丝的他已经当起了老板,还解决了当地20多名年轻人的就业。 淘宝数据显示,今年2月,新开直播的淘宝商家数环比劲增719%。 传统商户投身直播带货需要决心。王雪经营了10多年的实体店,当疫情袭来,她的店铺一开始是关门停业,开业后顾客也不多,还得给店员开工资。在一位老顾客的建议下,她在堆满货物的店铺里挤出两张课桌的空间,开始了第一次“上镜”。 小白鞋99元、牛仔裤99元、皮包100元……直播间里的特价甩卖,尽管让王雪有点儿心疼,但是看着不断增长的销量,她还是很开心。 “网络可以和各行各业进行对接。”辽宁联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延涛分外看好当下火热的直播带货。尽管年近花甲,孙延涛最近毅然投身直播行业,从孵化网红、选品带货、运营推广等方面深度介入直播带货。他坚信,在这次疫情的催动下,直播带货将为零售行业打开更多空间。 直播入列“新东北三宝” “你们要采访我啥呀?我有点儿紧张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不是这时不时爆发的标志性笑声,记者很难把眼前这个长发、淡妆的年轻女孩,和网络上一次直播百万点赞量的“哈哈姐”联系起来。 “哈哈姐”许梦楠是地道的东北人。“正经挺好吃”“我寻思再搞一波”“老过瘾了”……在她的带货视频中,东北话与哈哈大笑的组合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赶上好时候了。”许梦楠坦言,“第一次网上带货就弄出来50多万元的销售量,一下子给咱老大信心了,就一直干这行了。” 从零起步的无名主播,到现在抖音平台上知名的专业带货达人,直播带货彻底改变了许梦楠的生活。如今,她和丈夫一起在沈阳和北京经营着两家公司,一边带货一边培养着新人,旗下签约达人300余个。 不仅是抖音,更多的网络平台看中了直播带货这个“正经的事儿”,快手、虎牙、斗鱼乃至百度等众多玩家陆续入局,淘宝、京东、苏宁易购、拼多多等电商也跃跃欲试。 直播带货的火爆,也带火了东北网络主播。如今的喊麦、直播、撸烧烤,被网友戏称为“新东北三宝”。东北人在冰天雪地里形成的独特语言优势和豪爽幽默的性格,使他们在直播带货时格外具有吸引力。 陌陌发布的《2019年主播职业报告》显示,与2018年一样,网络主播占比最高的三个省份依旧没变,前三名还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 曾经在秀场直播尝过甜头的“红雨老师”,是沈阳市的一名网红,如今也做起了直播带货。 “青春那种资源是无法复制的,但我觉得现在做的事情要比以前有意义得多。”“红雨老师”坦言,“我们把性价比高的产品给支持我们的粉丝,这是一个正经的事儿。” 东北经济转型升级新机遇 2016年,手机淘宝直播平台“淘宝直播”正式上线,拉开了电商直播的序幕。彼时,直播电商的初衷很简单,只是为了提高用户在平台的停留时间。 4年里,直播电商走过了初创期、快速发展期。据艾媒咨询测算,2019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的总规模达到4338亿元,预测到2020年规模将翻一番。 “疫情加速了直播带货的发展。”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杨志安说。 业内人士分析,东北文化土壤盛产网络主播,这一轮电商直播风口,给东北经济转型升级带来新机遇。 沈阳城市学院副院长李刚教授认为,网络直播去中心化、创意创新和自生长等特征,契合网络时代的底层逻辑;主播的草根特质,打开了中小企业和人才的上升通道。 “另外,网络直播其实是一种传媒思维,从根本上带来个人传媒化、企业传媒化,有助于打破东北人‘重生产、轻营销’‘重产品、轻服务’的误区。”他说。 尽管东北“盛产”网络主播,然而面对直播带货带来的巨大商机,不仅仅是东北地区,全国各地都在纷纷出招抢下直播经济先手棋。 3月24日,广州市商务局出台16条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直播电商;4月14日,东莞网红直播带货基地正式启动。近日,沈阳市网信办也联合相关部门和当地的网红开展“沈阳市网络直播带货节”,推动网络直播等新兴网络营销模式助力实体经济。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中国的消费潜力比较大,在疫情后期会不断释放,得到一定程度回补。直播带货等互联网相关的新兴消费形式会成长得更快,表现更加强劲。 “直播带货的天花板已彻底被打开,它能否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持续提供强劲动力,取决于直播电商的创新力和走向。”杨志安说,下一步,相关部门可抓住产业变革机会,加强对网络直播等新业态的支持,让各行各业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东北地区也应抓住机会,充分发挥优势,将直播带货作为东北振兴的一个抓手用好用足。(记者陈梦阳、王炳坤、白涌泉、李宇佳) 【编辑:陈海峰】

浦东国际品质生活节开市 “全球好物”主题“快闪”和“集市”限时折扣5.5折

浦东国际品质生活节开市 “全球好物”主题“快闪”和“集市”限时折扣5.5折
5月5日,“浦东品质,购享生活”——“浦东国际品质生活节”在正大广场正式启幕,活动发挥进博会溢出效应,利用浦东跨国公司、国际贸易企业、外高桥国别(地区)中心等贸易平台集聚优势,组织十余个国家20个国际知名品牌共同参加,线上线下联动,推出“全球好物”主题“快闪”和“集市”,限时折扣低至5.5折。参与活动的企业半数来自全球500强公司在浦东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如拜耳、迪卡侬、哈根达斯、好时、可口可乐、宝洁等,带来他们的全球畅销品,助力上海消费者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部分企业则是进博会参展商,如强生、拜耳、富士胶片、美而浦、欧姆龙、宝洁、都乐、正大集团等,为消费者带来了全球最新的健康生活科技产品,充分体现进博会“展品变商品”的溢出效应。活动主要分四大特色展区:“美好生活馆”以上海自贸区国别(地区)中心为主,集聚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的格鲁吉亚、乌克兰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博会热门展品;“甜蜜生活馆”有新加坡都乐的新鲜水果,美国可口可乐、通用磨坊哈根达斯和好时巧克力新品,泰国正大无公害天然农产品等;“健康生活馆”中有德国拜耳的益生菌、睡眠片,美国强生高品质隐形眼镜、化妆品,吉利媲美航天科技的剃须新品,日本贝亲母婴产品等;“科技生活馆”中有日本富士最新款数码相机和迷你打印机,欧姆龙黑科技血压计等高科技新品。此次国际品质生活节推出全新“线下逛展+线上直播带货”的创新销售模式,邀请网络红人现场推介全球好物,跟消费者在线互动,一起云逛街,让消费者一目了然,看到中意的商品轻松一点即可下单,省时省心又实惠。咪咕“咕咕购”(5G超高清视频电商新平台)针对55购物节为消费者提供550种质优价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商品,所有商品5.5折封顶。5月5日当天在正大广场开展10小时不间断直播。

餐饮“老字号”送到家 “土货”直播上“云端”——福建消费市场见闻

餐饮“老字号”送到家 “土货”直播上“云端”——福建消费市场见闻
新华社福州5月8日电 题:餐饮“老字号”送到家 “土货”直播上“云端”——福建消费市场见闻 新华社记者 餐饮“老字号”送到家,乡村游成旅游新时尚,“土货”直播上“云端”……连日来,记者在福建多地采访,真切感受到消费市场人气逐渐升温,消费新业态加速凸显。 “老字号”新潜力 记者走访发现,受疫情倒逼,一些“老字号”餐饮店纷纷发展网上外卖,开掘出“新零售”潜力。 6日,位于福州台江区的老字号餐馆“忠惠酱鸭”店内一派忙碌景象,店长陈公一正带领店员为线上订货打包。受疫情影响,这家已有80多年历史的老店曾一度亏损。 “疫情期间不让堂食,只能硬着头皮上外卖。”陈公一说,外卖不仅消化了大部分库存,如今他还和本地的美食主播一起做了多期直播,小店成了“网红”。“很多网友找上门来,现在平均每天能接500多单,有时候酱鸭会卖断货。” 肉燕、鱼丸、花生汤等福州传统老字号美食都在线上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福州南后街一家肉燕店店主告诉记者,过去日均卖出1000碗左右的肉燕,现在销售量增加至1600碗左右,线上销售额占整体销售额一半以上。 一些高端餐饮企业也主动优化产品结构,布局新渠道。福州雍和会是一家门店常常爆满的海鲜火锅店。如今,疫情倒逼其“送锅上门”,业务快速崛起。 “高端火锅店也要放下‘身段’。只需一个电话,服务人员会携带全套的火锅、餐具上门服务。”雍和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劲楠说,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开发了线上点单业务,最近生意火爆,日均业务量已超过了疫情前水平。 周边游发现“家边之美” “不再到景区人挤人,这次游玩的体验真好。”五一期间,家住漳州平和县的林先生带着妻子和孩子,到县城附近的一处乡村游景点“遛了遛娃”。林先生说,这次周边游让他发现了“家边之美”,原来熟悉的地方也有风景。 在平潭海滨浴场,孩子们在广阔的海滩奔跑、嬉戏、欢笑;在平潭海坛古城,游客人头攒动,商户卖力地吆喝着……在平潭经营民宿的田会建说,整个五一假期客房全被订满,生意很火爆。 “从客流情况分析,五一假期,福建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等受到游客青睐。”福建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说,五一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153.11万人次,达到去年五一的66.3%;实现旅游收入83.06亿元,恢复到去年同期的61.4%。 土货上“云端” “加上清水,放几片生姜,敢如此炖的鸡,才是生态好鸡。”日前,在三明市沙县岭斗村,沙县县长汪志红通过网络直播,一边亲自煲汤,一边为沙县土特产品“打call”。 汪志红还在直播现场向网友推荐了沙县拌面、烤鳗、板鸭等土特产品。在2个多小时的直播时间里,销售额超过70万元。 这是由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县长带你买好货”网络直播活动,目的是解决部分农产品“卖难”问题。目前活动已经举办了5场,全网1000多万人次观看。通过直播,大量新鲜蔬果和土货从大山深处来到百姓餐桌。 以生鲜产品闻名的永辉超市也于3月初“试水”网络直播销售。为了向消费者更形象地呈现农产品的生产、采摘等环节,部分直播间还“搬”到了田间地头。 土货上“云端”,开辟了一条优质农产品通向市场的新通道。“直播卖货连接起生产端和消费端,不仅打开了农产品销路,还倒逼农村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促进农业生产质量提高。”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主任曹旭东说。(记者董建国、林超、邰晓安、秦宏) 【编辑:吉翔】

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探索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

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探索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
记者日前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获悉,为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部署,进一步加强同级监督,该组制定了对党委(党组)及其成员的同级监督清单。党的十九大以来,已与人民银行党委、外汇局党组班子成员开展3轮“一对一”谈心谈话,专题沟通近百次。据该组有关负责人介绍,系统内一些单位纪委书记对如何督促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认识不足,一些单位的党委班子成员对哪些方面需要听取纪委意见存在模糊地带。针对这些问题,结合人民银行、外汇局的特点和实际,研究制定同级监督清单,实化细化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一岗双责”、规范行使权力、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等17项内容,为实施同级监督提供了重要抓手,也为下级纪委开展工作提供了有效参考。同时,该组还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会商会、民主生活会、纪检监察建议书等手段,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提醒、多提醒,防止小问题拖大、大问题难返,破解同级监督特别是一把手监督难题。下一步,该组将进一步强化管党治党责任压力传导,贯通派驻监督与巡视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组织监督,督促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取得实效。(原题为《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探索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

科技创新主题受疫情影响较小——时间+空间均迎中长期布局良机

科技创新主题受疫情影响较小——时间+空间均迎中长期布局良机
A股市场经过今年以来的震荡调整,目前已处于相对低点,利好权益类基金中长期布局。其中科技创新主题受疫情影响较小,且投资机会众多,时间+空间均迎来布局良机。在此背景下,工银瑞信近日推出工银瑞信科技创新6个月定开混合基金,为投资者提供挖掘科技创新领域的成长性投资机会。据了解,工银科技创新6个月定开混合基金在封闭运作期间的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60%至100%,其中投资于港股通投资标的股票的比例占基金股票资产的比例为0至50%,可兼顾A股(含科创板)及港股通两地优质标的。相较于直接进行科创板股票投资,借助公募基金较低门槛和专业投资优势,有助于投资者更加便捷地参与国家创新发展。同时,该基金采用当下“潮流”的定期开放运作模式,鼓励投资者长期理性投资,有利于投资理念的贯彻执行,并提升投资者持基体验。对于产品的投资策略,该基金两位拟任经理赵蓓和张继圣表示,将会专注挖掘科技创新领域成长性机会,把握结构性机会平衡布局,保持中等偏低程度的换手率。基金将同时布局医药和科创板块,医疗创新、高端设备、新材料等领域,有高投入并有可能获得实际产出的公司都会可能覆盖,聚焦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建仓期,将在合适的估值价位进行配置,优选具备估值安全边际的个股逐步建仓。而对于科创主题的行情趋势,赵蓓和张继圣表示,疫情冲击造成的供给面影响慢慢结束,需求面影响正在逐步恢复。在没有流动性风险的情况下,科创板整体不太可能出现急涨急跌。部分领域会因疫情产生新的增长来源,比如在线办公等;5G建设短期有望跟上进度;受益于下游芯片制造向国内转移,半导体国产化需求刚刚开始;创新药在政策红利刺激下将会快速成长。新民晚报记者 许超声

中国家庭|母亲节许个愿:愿母职不再被过分强调

中国家庭|母亲节许个愿:愿母职不再被过分强调
虽然我们每年都在庆祝母亲节,但对于母亲的日常“遭遇”知之甚少。近几年公共领域的讨论使得女性生育的痛苦更加可见,也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怀孕与生育的风险。除了生理上的痛苦,由于生育导致的职业中断或者工作时间的减少会降低母亲的收入,使母亲经历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即使她们继续全职工作,雇主可能会因为女性把更少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而减少女性晋升的机会。而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通常会更努力地投入工作,获取更多的人力资本与收入,这一现象被称为父职红利(fatherhood premium)。母职惩罚与父职红利是一个全球现象。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尽管没有孩子的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开始趋于接近,但母亲和无孩女性/男性的收入差距仍旧很明显。基于22个国家的研究发现,母职惩罚是由性别化的家务分工、传统性别意识、父权制文化,以及不友好的国家政策等原因导致的。 新手妈妈如果不经历职业中断,人力资本可以继续积累,有利于长期职业发展,但育儿通常需要外包——一般会请家中老人看管,或者付费请育儿嫂。但母亲很可能会因为自身育儿投入的时间不够而产生内疚。如果辞职或者转为灵活就业,可以有更多时间投入育儿,但很可能对事业有影响,加剧性别不平等。这是母职的悖论之一。《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研研究》显示,在30岁以前的城镇女性中,有过职业中断的女性比例为39.7%。其中一大半是因为生儿育女而不得不中断工作。一旦女性由于家庭照料责任而中断工作,近四成将难以实现再就业。基于笔者和合作者的研究,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在生二胎之后,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被访者在3年之内经历了升职加薪,但更多的则经历了职业停滞、中断,或者中断-反弹(rebound)。我们的被访者中,也有“自愿选择”辞去高薪工作,转而变成自雇者。但我们需要关注“自愿”背后的局限。如果存在全面的社会支持体系,有带薪育儿假,有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如果社会对母职不过分强调,如果父亲能平分育儿和家务,母亲还会“选择”做全职母亲吗?虽然全职妈妈的数量在增加,但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母亲依旧认为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她们持续的全职工作主要是依赖于上一代的育儿与家务支持,这在独生女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Amherst College教授Venessa Fong在论文里提到,城市的独生女在计划生育政策之下得到赋权(empowerment),是该政策的受益者。父母对子女持续的投入与关注,是她们学业与事业发展的保障。上海社科院的周海旺与高慧在《上海卫生健康政策研究年度报告(2019)》里提到,在上海71%的0-3岁婴幼儿白天由祖父母照料,这呼应了我们的二胎妈妈研究。我们发现,独生女在生育后的赋权呈现出矛盾性。在代际轴中,原生家庭对于独生女有着持续的支持,在生育之后表现为经济支持与育儿和家务支持,使她们不必经受职业中断。但在夫妻轴中,她们的家务与育儿付出普遍要多于她们丈夫。已生育二孩的职业女性的事业发展是基于上一代女性,或者比她们社会经济地位低的育儿嫂的付出。独生女的“赋权”仍然无法打破性别与阶层不平等的现状。我们称之为矛盾性赋权(paradoxical empowerment)。我们经常可以在自媒体中看到年轻母亲吐槽丈夫在育儿方面的投入不够,并且育儿能力欠缺,只会添乱,认为靠老公不如靠己。这类吐槽通常是为了寻求其他母亲的共鸣,给自己带来心灵慰藉,并不是为了改变传统的性别分工。笔者本来期待在高学历家庭中,父亲的育儿参与度会相对更高。但基于对上海高学历二胎妈妈的访谈,令笔者惊讶的是父亲对育儿与家务参与度之低——在26位被访者中,只有两位表示丈夫能平分育儿。其余的参与度从零到三分之一不等。父亲的家庭参与度不够是个全球现象。最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在美国,妻子比丈夫花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多两倍。即使在性别相对平等的北欧,女性仍然包揽了三分之二的无偿劳动。即使女性的相对收入更高,妻子为了维持丈夫尊严往往选择做更多家务与育儿。我们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解决在无偿劳动中性别不平等的方案。其中研究员Razavi认为无偿家务劳动应该由政府进行补贴。但大卫·哈维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指出,这种做法只会促进所有事物完全货币化,而家庭劳动很难货币化。此外,Himmelweit教授指出,在任何经济体,育儿的收入都低于当地平均收入。并且这一现象在短期内仍将持续。如果按照当地的育儿收入给母亲进行补贴,很可能无法改变性别不平等的情况。 既然会经历身体的痛、事业上的损失,那么为什么还有源源不断的女性生育?2019年,中国有1465万女性生育了孩子。Ballaster教授等学者提到,构建和维持父权制社会包括了对于愉悦体验的建构,愉悦体验使得这种制度得到了参与者的同意和协作。一种压制的制度同时包含着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可能性,这也属于母职的悖论之一。在去年给澎湃新闻的供稿中,笔者提到,生育很多时候不是一个理性选择。如果仅仅从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角度来看,生儿育女对如今的父母而言肯定不值得。马斯洛“需求理论”的顶端需求包括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由于职场的官僚体系和性别不平等,女性更少有机会在职场获得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因此她们把育儿视为潜在成就感的来源。对普通人而言,生娃赋予虚无的人生以意义,赋予平静无聊的生活以折腾的借口。对于女性而言,如果职场缺乏晋升渠道,对工作无热情,年少激情不再,人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人到中年转而把注意力放在子女身上,折腾育儿,变得容易理解。普通人似乎总得抓住一些什么,依附一些什么,构建一些什么,才能找到继续前行的动力。但是,对于育儿的投入无法转为收入,继而会加剧性别的收入差距。此外,在育儿方面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并不一定能得到预期回报,反而给孩子和自身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有不少女性主义者提供了解决母亲困境的政策建议。Fraser教授在《Justice Interruptus》书中指出,为达到性别平等,目前各国的相关政策主要有两种逻辑。其一是双职工模式(the universal breadwinner model)。这一模式的出发点是以男性为标准,鼓励女性更像男性,鼓励母亲留在职场。其二是工作家庭区隔模式(the caregiver parity model)。这一模式基于现实情况,强调女性的照护责任,给全职妈妈提供更多支持,或者给承担更多家务的家长(主要是母亲)提供兼职工作机会。Fraser认为这两种模式都不甚理想,她提出了家庭照护模式(universal caregiver model),这一模式鼓励男性更像女性,使得女性目前的生活模式变成标准,最终达到解构私领域与公领域,解构性别刻板印象的目的。Perrons教授建议缩短整个社会/所有人的工作时间,使得工作与家庭趋于平衡。在具体措施方面,笔者建议我国政府可以在《劳动法》里减少规定的工作时间,增加父亲产假和父母育儿假,并且宣传育儿不仅是母亲和上一代的责任。父亲产假和育儿假期的增加,很可能会减少求职时的性别歧视。此外,工作单位和社区全面覆盖普惠型托育园,使得母亲生育之后的母职惩罚降到最低。对于新手父母在生育之后的一年内能够获得专业的指导,以避免再次出现“三个月婴儿训练趴睡身亡”这样的悲剧。在新冠疫情之下,江苏、安徽等地方政府进行了每周2.5天弹性休假制的探索,呼应了Perrons减少工作时间的倡导。但在社会期待女性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情况下,新冠疫情反而可能加重母亲的家务与育儿负担。有身为医护人员的母亲在疫情期间无法承担育儿劳动,而去支援一线疫情,有媒体以“抗疫一线她‘分饰两角’,却没当好母亲的角色”为标题指责母亲的缺位。但抗疫的父亲则不会面临同样的苛责。发表在《自然》杂志的文章也表示疫情会加剧性别不平等。以学术界为例,疫情期间女性学者增加了家庭照护的时间,影响了学术产出,而男性学者更少会受到疫情影响。疫情对笔者的生活影响相对较小。笔者仍然有很多独处时间以及与老公两人的休闲时光。笔者的生活是基于老公在育儿与家务上的投入,以及有全职育儿嫂和上一代帮忙。笔者家的 育儿嫂遵从了“男方家庭购买婚房”的习俗,为了给未婚独生子买房,从三线城市的制衣厂管理岗位辞职,来一线城市当住家保姆。虽然住家保姆的收入通常高于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她牺牲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经历了“母职”的商品化。而我们作为城市中产,不敢承受职业中断的风险,无法承受失去夫妻之中一人收入的经济损失,也为了避免隔代抚育的冲突,不得不“选择”外包育儿。我们都被父权制与市场化所裹挟了。但我们可能从这样的现实中挣脱出来,或者做一点点挣扎的努力吗?笔者做母亲尚不到一年。按常理,有着0到3岁幼儿的新手母亲面临诸多挑战。但自从停止母乳喂养之后,感觉人生轻松很多。在生育后,笔者有持续的学术产出,也顺利通过了聘期考核。结合自己的经历,笔者总结了以下几点:首先,女性不一定要结婚生子,不要被“女人不生孩子人生就不完整”这一社会建构所束缚。如果对于婚姻生活有所期待,可以在择偶时找一位有性别平等意识的、愿意平分家务的伴侣。在婚后,可以跟丈夫反复强调自己对家庭的付出,让自己的付出变得可见,让对方认可生育是非常艰难的无偿劳动;不要对于丈夫的收入增长有太高期待,同时要求丈夫不要过于投入有偿工作,而是能够参与更多家庭事务;在生育后,不要对自己投入工作和兴趣爱好而产生愧疚感;如果有条件,可以外包部分家务和育儿。在孩子出生后,父亲除了没法提供乳汁,其他的养育工作都可以胜任。“母职”与“父职”不过是社会建构的“玄学”。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女性男性应该都是雌雄同体的。母亲节许个愿,愿母职不再被过分强调。(作者沈洋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东方快评丨体育课先不做剧烈运动彰显科学与理性

东方快评丨体育课先不做剧烈运动彰显科学与理性
明日,北京8万多名初三学生将正式复课。如何开展体育活动?出现突发事件如何进行处理?5月8日,记者对北京市朝阳区陈经纶中学本部初中进行探访。对于开学后的体育课,学校实行错峰锻炼机制,学生分区域上课,不做剧烈运动,指导学生科学开展体育锻炼。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表示,在体育活动的安排上,各校需结合实际情况,先进行恢复性的体育活动,帮助学生逐步适应。(5月10日《新京报》)体育课循序渐进,不做剧烈运动,先进行恢复性运动,帮助学生逐步适应。彰显科学与理性。全国各地陆续进入迟来的开学季。宅家多时,虽然有网课帮助,但体育课受疫情冲击不小。重返校园,不少学生都出现了体重增加、运动能力下降等问题。的确,一场疫情灾难,让人们“宅家”生活2个多月,学生无法外出锻炼,体育课欠账,不少学生都出现了体重增加、运动能力下降等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学校陆续开始开学复课,体育课,被不少学校作为开学“第一课”加以重视。应该说,这是后疫情时代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学校的良苦用心。何况,本来我们的体育欠账太多。我国青少年体质呈现“草莓化”“花盆化”趋势。尤其是纵观近年来的中小学生,“豆芽菜”与“小胖墩”越来越多,来自南京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随机被调查的10所中学的学生中,“小胖墩”竟占人数的三分之一。肥胖症中约有40%到50%患有高血脂症,患有高血压的有5%。若不及时控制体重,还会出现动脉硬化、糖尿病、冠心病、高尿酸血症等疾病。肥胖青少年免疫力较差,较易引起呼吸道疾病。把疫情耽误的体育欠账补回来,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学校补体育课心切,恨不得一下子把体育欠账补回来,安排体育课不但很多,而且体育课,运动量过大,这样很容易出问题。体育欠账补应该慢慢补,不能一蹴而就,学校应科学安排体育课运动负荷,开展好学校特色体育项目,不能有急躁情绪。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体育课也不是一天两天,一段时间就能补上的。体育课先不做剧烈运动彰显科学与理性。在体育活动的安排上,各校需结合实际情况,先进行恢复性的体育活动,帮助学生逐步适应。考虑到疫情期间学生们居家时间太久,容易出现肥胖、身体机能下降等情况,复学后学生进行体育运动,一定要有个循序渐进、逐步加强的过程。避免超负荷的剧烈运动,否则欲速则不达,会适得其反。同时,学校在进行体育教学时,应及时观察学生身体状况和面部颜色,在运动过程中学生如有身体不耐受情况,要立即停止运动适当休息,如出现呼吸不畅或缺氧症状,要及时送医诊治。